2024年，达龙·阿西莫格鲁（Daron Acemoglu）与西蒙·约翰逊（Simon Johnson）、詹姆斯·罗宾逊（James A. Robinson）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。这一荣誉让他们的经典著作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（Why Nations Fail）再次成为焦点。

对于我们而言，这本书中最令人不安、也最具争议的论点莫过于对中国模式的判词：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，除非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，否则最终将面临失败。

为什么他们如此笃定？结合阿西莫格鲁的理论框架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剖析这一残酷的预言。

1. “榨取型”与“包容型”：制度决定命运

阿西莫格鲁的核心理论非常简洁：国家的繁荣与贫穷不取决于地理、文化或气候，而取决于制度。制度分为两类：

• 包容型制度（Inclusive Institutions）： 允许并鼓励广大民众参与经济活动，保护私有产权，拥有公正的法律体系和多元化的政治权力分配。这能激励创新和投资,。

• 榨取型制度（Extractive Institutions）： 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，缺乏对权力的约束，多数人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。这种制度旨在从社会中榨取资源以供养精英阶层,,。

阿西莫格鲁认为，只有包容型制度才能带来长期的可持续增长。

2. 中国的现状：威权下的“榨取型增长”

如果用这个框架看中国，我们会发现一个悖论：中国拥有明显的“榨取型政治制度”（权力高度集中、缺乏制衡），但过去几十年却实现了惊人的增长。这是为什么？

阿西莫格鲁在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》及相关论文中解释道，中国实行的是一种“威权下的增长”（Authoritarian Growth）或“榨取型增长”。这种增长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，虽然政治上保持榨取型，但在经济上向“包容型”迈出了一大步（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、允许私营企业发展）。

这种组合利用了“后发优势”，通过重新配置资源（从低效农业转向工业）、引进现成技术和大规模投资来实现快速追赶。苏联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也曾通过类似方式实现高速增长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是可持续的。

3. 为什么注定失败？“创造性破坏”的缺失

阿西莫格鲁认为，这种增长模式有天花板，而中国正在逼近这个天花板。核心原因在于创新。

持续的经济繁荣需要技术创新，而创新必然带来“创造性破坏”（Creative Destruction）——新技术会淘汰旧产业，新的经济力量会挑战旧的政治既得利益者,。

• 政治恐惧： 在榨取型政治制度下，精英阶层害怕“创造性破坏”。如果允许全面的经济自由和创新，必然会产生独立的经济力量，进而要求政治权利，威胁现政权的统治稳固性,。

• 控制的代价： 为了维持政治控制，政府必然会限制某些领域的发展，通过垄断、管制或产权侵害来阻碍市场运行。阿西莫格鲁指出，因为缺乏法治和对权力的约束，中国的企业家始终面临产权不安全的风险,。

因此，当经济发展到需要从“追赶”转向“自主创新”的阶段时，榨取型政治制度就会成为最大的绊脚石。没有政治上的多元化和自由，真正的颠覆性创新无法涌现。

4. “铁律”与倒退的风险

阿西莫格鲁的理论还包含一个悲观的预测：榨取型政治制度与包容型经济制度的组合是不稳定的,。

• 要么，经济的包容性推动政治改革，走向民主和多元（如韩国的转型）；

• 要么，政治的榨取性反噬经济，精英阶层为了保住权力，重新收紧经济控制，导致增长停滞甚至倒退。

阿西莫格鲁观察到，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轨迹更倾向于后者。随着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和对私营部门的管控加强，中国似乎正在从“半包容”退回到更传统的榨取型模式。他甚至将这种路径风险与津巴布韦的倒退相提并论——当精英阶层感到威胁时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经济效率来换取政治安全,。

5. 结语：不可逾越的制度墙

对于阿西莫格鲁来说，中国经济并非不可解释的“例外”，而是历史上众多威权增长案例中的一个。就像曾经看似不可战胜的苏联一样，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制度变革——即建立法治、约束权力和多元化参与——这种增长最终会动力枯竭,。

正如他在回应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的批评时所言，虽然中国目前的增长令人印象深刻，但如果不改变其榨取型的政治本质，这种增长注定无法转化为像欧美那样长期、高水平的人均繁荣。

结论很残酷，但逻辑很清晰：你无法在政治上以此为壑，却指望在经济上长期以此为荣。